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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氏湖广填四川的确切年代几事由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死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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