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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

我的老家有个朱氏祠堂,已经在土地改革后卖与当时的四生产队长汪在清,我的曾祖父曾经抄录了祠堂的对联和碑文,收录在新修撰的族谱《朱氏纪略》中,因为这篇碑文回顾了两千年来的历史,着重歌颂了祖上背井离乡,落业四川的功绩,碑文这样写道:

  窃孜原籍自皖迁楚之麻城孝感乡高坎堰,入蜀斯时,贼党猖獗,大乱湖广,总督杨嗣昌恐决伊祖坟,驱入四川,杀戳之惨,亘古未闻,扫荡全川,人烟几绝。想吾祖填川,兵燹之际,一片荒凉,举目无亲,惨情难诉,睹云水之茫茫,嗟故乡之渺渺,披荆斩棘,以启山林,创业垂统,爰及苗裔,功不可谓不苦,德不可谓不大也。

  据谱载,朱氏宗祠建于清康熙末年,推断此碑文应该成文于清朝中期,从字面上看,碑文记述的是百年前的“湖广填川”的故事,“湖广填川”,顾名思义,就是以湖广之民,填补四川人口之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最大规模移民,历时数百年,涉及大半个中国的数百万人口,这次移民对四川人口、文化、社会风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巴蜀地区的发展繁荣,我通过参考学术界的论文、网络摘录,将这段中国移民史的前因后果,通过文字整理记录下来。

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四川盆地,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素有“天府之国”之美誉,从蜀山氏的传说北宋时期,四川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曾作出过巨大贡献,留给当世7个历史文化名城。有享誉中外的三星堆、都江堰水利工程、道家青城山、佛教峨眉山、乐山大佛、大足石刻、武侯祠、丰都鬼城等一大批名胜古迹和艺术瑰宝。

  小说《三国演义》中杨修问张松:“蜀中风土何如?”松曰:“蜀为西郡,古号益州。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还二百八程,纵横三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闾阎不断。田肥地茂,岁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时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阜如山积。天下莫可及也!”修又问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赋,武有伏波之才;医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隐。九流三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不可胜记,岂能尽数!”修又问曰:“方今刘季玉手下,如公者还有几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备,忠义慷慨之士,动以百数。如松不才之辈,车载斗量,不可胜记。”

  确实,四川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犹如满天繁星,除了张松所列举的以外、历史学家谯周、陈寿、一代女皇武则天、司马相如之后的唐代诗人陈子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宋代文学家苏洵父子,陆游、画家黄筌,天文家落下闳等等,在北宋,成都就使用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是南宋末期,四川长期战乱、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人才凋零。

四川人口第一次锐减:宋元战争

  十三世纪的中国是蒙古族的天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疆扩土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挥师西进南下,所向披靡,不可一世;而与西夏、辽、金持继抗战的汉人早已无力抵抗蒙军,而此时的南宋王朝凭借长江天堑,以求自保,蒙古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准备先攻下四川,然后顺江而下袭取江南。

  1234年,蒙古灭金,同年沿金牛道进入四川,蒙古军入蜀,一路烧杀戮掠,四川诸州遭此浩劫,已是满目疮痍,生灵涂炭;昔日都邑成为瓦砾,过去良田颗粒无收。成都人口最为集中,损失尤为惨重。每战结束,宋王朝必诏令各州府收埋赅骨,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传》载,南宋将领贺靖后来在蒙古军退兵后入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在四川抗蒙战争中,成都四次被占,遭受杀戮之惨,空前绝后。

  据《宋史》记载,成都、乐山失守,阵亡者不计其数;蒙古军队攻占泸州,见人则杀,泸州一时尸横遍野,见者无不寒心。四川各州的人口“十丧七八”。幸免于难的蜀人纷纷逃亡,涌向泸州、合州两地,1236年,一场大火突临泸州城,城内房屋相邻,瞬间化为焦土,百姓躲避不及,葬生火海者不计其数。宋王朝重修泸州城就花去了“钱十万五千缗,米三千六百余斛”,缺少军需物资使南宋军队雪上加霜。

  《潼川府志·九贤祠记》载元军屠川云:“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应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各州县百姓逃之不及,被捕获者以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1242年,南宋名将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主持四川防务。余玠立下“手挈全蜀还本朝”的誓言,效仿诸葛亮治蜀之法,“集众思,广众益”,在蜀地张榜招贤,遴选守臣,惩杀溃将,整顿军政。他决定将城池依山而建,扬长避短,以有利地形克制蒙古骑兵,在合州建钓鱼城,泸州建神臂城。钓鱼城高二十仞,东南北三面皆为江水环绕,山峰层峦叠障,陡峭无比,易守难攻。1243年,蒙古军再次攻蜀,在余玠率领下,宋军与蒙古军“大小三十六战”,在大渡河俘虏蒙古军将领秃懑,一扫过去颓败之态;余玠还一度率军北伐,与蒙古军大战于兴元、文州,余玠治蜀10余年,支离破碎的四川防务渐趋完善,“使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宋史·余玠传》)。但治国无能的南宋理宗却听信奸臣谗言,下令解除余玠兵权,召其回朝,余玠饮恨自尽。

  成吉思汗死后,蒙哥汗即位,对蜀实行阵地战,军队分屯要地,修筑城池,步步为营,1252年,忽必烈兵分三路入云南灭大理,接着“招养蛮人为向道”,准备南北夹攻四川。雄心勃勃的蒙哥汗御驾亲征,在钓鱼城遭遇顽强抵抗,先锋汪德臣阵亡,蒙哥汗也被火炮击中,次月,这位曾横扫欧亚、被罗马叫皇格列哥里九世惊呼为“上帝罚罪之鞭”的蒙古蒙哥大汗病故,蒙哥在遗诏里嘱咐:“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违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大汗的惨死激起蒙古军疯狂的报复欲望,蒙古军队护送蒙哥灵柩北归,见人则杀,仅在沿途惨死者就高达两万余人。这令我想到了成吉思汗死于西夏后,蒙古人旋即对西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无独有偶,四川也和西夏一样,遭遇了蒙哥汗之死所带来的蒙古人的疯狂复仇。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南宋悍将刘整扼守神臂城,扼阻蒙古进攻。然而,几年前余玠的悲剧却又换汤不换药地在刘整身上重演。1262年,走投无路的刘整以泸州1530万户投降蒙古军,从此蒙古军以泸州为基地,四川六十余州大部分归于蒙古军囊中,南宋王朝“止有二十余州,所谓二十余州者,又皆荒残,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1271年,忽必烈建元朝;1279年,合州守将王立降元,历时52年的四川抗蒙斗争宣告结束。

  宋元争蜀以元朝胜利结束,紧接着的就是元朝对四川的大清算,“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有钱的花钱买命,没钱的杀无赦;成都、眉州、汉州多次被蒙古军纵火焚烧,“城中百姓无得免者”,宋人阳枋在《字溪集》中记载,自1231年以来,四川军民死于兵祸者不知有“几百千万”,惨不忍言;

  据《内江县志·内江旧户多楚人说》:“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记载,汉州城破,元军屠城,“血洗焚荡,死者十余万家。”《江阳谱》也记载,泸州原有人口4万多户,到元初仅剩万余户。

  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载:元军“屠成都,焚眉川,蹂践邛蜀鼓汉简池永康,而四川人十丧七八”;又有欲乘舟避兵祸者,因拥挤落水“以数十万计”(佚名《昭忠录》)。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资料,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户数达2590092户,人口达6610831之多,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仅为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恢复尚不足宋末的1/20

湖广填川的最大始发地:麻城县孝感乡

  宋元战争以后,在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四川的短短百年间,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蒙古人开历史倒车,废农业,兴牧业,在四川没什么作为,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约30万人。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动荡。元朝政府横征暴敛,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作为最低等的汉族更是民不聊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爆发了反抗元朝暴政的红巾起义,1351年前后,徐寿辉、刘福通、郭子兴等几路大军揭竿而起,割据地方,元大都不断派兵征剿,值得重视的是,元庭与徐寿辉的主战场就在湖北麻城县一带,而朱元璋与红巾军陈友谅部也在这里长期鏊战。

  现在要问四川人的祖藉,多半会说是“麻城县孝感乡”,“言必称湖广”,纷纷说自己是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来,如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有研究指出四川人口中,80%是湖广移民后代,如果剔除世居四川的彝、羌、土家等少数民族,可以说现在的川渝两地汉人,很少有纯种的四川土著。

  四川人口加上重庆人口超过一亿,难道就是一个乡迁出来的移民后裔?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邓经武、雷兵的结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邓经武曾经发表一篇文章《四川土著到哪里去了》,此文在网络中很广,文中就质疑麻城县孝感乡的真实性,他认为麻城县孝感乡可能是一个臆造的地名,湖北麻城和湖北孝感分属两地,借用武汉大学博导孙党伯教授的话说,两地相差“一帽子远”。

  此时我们不禁要问:元庭征剿徐寿辉会不会与湖广填四川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所以我们有必要谈谈“麻城县孝感乡”。 

  最早关于麻城的记载是北宋时期王存的《元丰九域志》:“麻城,()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龟头山、永泰河。”据光绪年间成书的《麻城县志前编·疆域·乡镇》载:“麻城县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年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因此,孝感乡在明初即见记载,至成化八年(1472年)裁撤并入仙居乡。

  湖北新洲的周启志在《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中,引用《石柱厅乡土志》的话说:“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至明并无变化。

  明代全国正式推行里甲编制的年份为洪武十四年,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正月)是月,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日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几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数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十户之外。而列入团后,名曰畸零。”显然里“甲”是个方便朝庭征收税赋、劳役所设立的单位,与人丁数密切相关,而与地域大小并无逻辑关系,因为有的甲人多地少,有的甲地广人稀。

四川泸州《王氏族谱》中发现了一个重要证据。该谱载有三世祖王仁义作于明景泰七年(1456)的序,在其中“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下注明“嘉靖中改为黄安县”。谱中另一篇序作于清康熙四年(1665),此谱虽刻于民国三年,但这条注至迟不会晚于康熙四年,也就是说离孝感乡划归黄安县最多才一百年,其正确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证明以上的推断是正确的。

四川富顺县《郭氏族谱》在谱序中对祖居地“楚之麻城孝感乡”后夹注云:“孝感乡,嘉靖改为黄安县。”

  综合以上所列举的资料,我们可以断定,麻城县孝感乡就在现在的红安县,许多学者也支持这种说法,如葛剑雄先生也认为“黄安县的东南部即原孝感乡地。”

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大夏政权据蜀

  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

  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许多族谱中称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前“奉旨入川”,然洪武五年(1372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权有过号召移民的“诏令”。

  大夏是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于1363年在重庆建立的割据政权,明玉珍是随州人,农民战争爆发后他招集乡兵千余人参加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任元帅,并由巫峡引兵入蜀,攻克重庆,被授为陇蜀右丞。逐渐占有川蜀全境。当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的时候,明玉珍不服,自称陇蜀王。

  明玉珍得到的四川,是蒙古人留下的烂摊子,“无民可牧,难以设官”,他为了政权的稳固号召外省人入蜀,执行轻税薄徭的政策,租税“十取其一”,吸引了当时正处于战乱的湖广麻城县、孝感县一带乡民入蜀定居。鄂东是红巾军根据地,也是明玉珍及其部将的老家,老乡要跟着老乡闯天下也在情理之中;明玉珍的老乡们为避战乱亦愿迁徙四川,张学君、张莉红的《从古今移民潮看巴蜀文化的开放性》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后,湖北战乱不休,大量湖广人,特别是麻城孝感人陆续迁川”,据曹树基先生研究,“粗略估计,明氏军人、家属以及他们招募的移民可能有40万,移民人口接近或超过四川原有的土著”。

  1371年,朱元璋派汤和、傅友德灭夏,明玉珍之子明升投降,被送往高丽安置,当时,据明朝户部统计,四川民户总共八万四千余户,说明明玉珍治蜀是功不可没的。

据《重庆晨报》报道,江津幸贤元先生向湖广填四川博物馆捐赠的一套清代道光十年修编的家谱上,记载了幸氏祖先率族人从江西迁到湖北麻城孝感。后徐寿辉起义,为避战乱,举家迁入江津,“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光绪10年资中版《徐氏族谱·总序》:“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这些都从侧面证实了明玉珍开创了湖广向四川移民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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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第二次移民:明朝时期的移民政策

  朱元璋收复四川后,继续明玉珍的政策、向四川移民。朝庭的组织,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6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

  这一历史见诸当时族谱记载的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 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内江县杨家场《周氏族谱·修谱自序》云: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插入川。我明器祖、雷氏、戴氏,遂偕至戚雷华振、周氏由麻城孝感偶行入川,落业内江东乡百世镇(字辈:明……….克有文堂代永昌,国家久远。周家德QQ844322544)

  内江《周氏族谱》:“洪武出治,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令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

  江北县曹氏族谱记载:“初祖兴王公,湖北黄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

  咸丰《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

  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

  咸丰年间编撰的仁寿县《戴氏族谱·序》:“我始祖保什公、妣谭氏,明太祖时自麻城孝感乡来川,迁于仁邑回龙场戴家山。”

  既然孝感乡频频撤并,我们再探究孝感乡为什么要撤并的问题。据光绪《麻城县志》卷三、卷十统计,麻城县在明前中期人丁呈下降趋势,麻城县在洪武二十四年在册130里,15809户,每里平均122户。据《麻城县志?前编》统计,成化年间为94里,至嘉靖年间仅74里。由于人丁减少,裁地僻人稀的孝感乡并入仙居乡是必然的选择。仙居乡位于县西,孝感乡既然是因为户口少才初并掉的,就不可能更靠近县城,而应该在仙居乡的西部。

  康熙《麻城县志》记载,成化八年亭川乡由25里并为24里;太平、仙居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说明两乡为麻城人口主要输出地。而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就包括有原孝感乡的里数,即使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明初全县130里,当时社会相对安定,人口本该有较快增长,但80多年后,到了成化八年,反而减少了36里,近4000户,占原户数的近28%,这种现象只能用移民才解释得通。

  民国《泸县志 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并且成效是显著的,从明玉珍时的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

  张学君、张莉红的《从古今移民潮看巴蜀文化的开放性》一文用1371年到1393年四川的两次户籍、人口统计数据,说明在22年的历程中,四川户籍增加44%,人口增加56%,从而“由此推测出明初有30万左右的移民规模是大致不差的”,“出现了移民数量高于土著数量50%以上的情况”。

第二次人口锐减:明末农民起义

  好景不长,明朝末年,四川境内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据《明通鉴》记,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闯五李自成人川,攻下三十多个州、县,占据当时大半个四川。次年,明将洪承畴又重新杀回四川。清顺冶元年张献忠攻入成都。次年,官军王应熊回军围剿张献忠,张献忠出逃。这四股部队在四川的战斗,涂炭生灵,民不聊生,很多人逃往贵州云南山林避难,据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张献忠入川时,幸氏一族又迁往贵州桐梓一带躲避战乱。直到清初局势稳定后,全族才重新迁回江津。当然也有从此定居在云贵,从此不再返回四川的农民。

  民众出逃多是由于张献忠部不亲民有关,据载,张献忠率部出逃时,“遍杀川中百姓,将金银沉入江中,将宫室焚毁,大火数月不灭。”这样的说法突显张献忠残暴不仁,与百姓传说中的张献忠仇视四川人而屠杀百姓正好相符,川人在被问及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八大王剿四川”、“张献忠屠四川”。

  清初文人大都认为张献忠是主凶,《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样的情景在成都是不多见的,人们记忆中的成都是何等繁华热闹啊,怎么会跟老虎和人吃人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呢。

  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描述其杀人不眨眼的恶行,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

  “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靠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清史稿》卷120载: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孑遗者百无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遗”。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四川通志》总结当时的情景说:“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 9万余人。

  清初文人多半有地主阶级的背景,而建国后的学者却较多地同情农民起义,我倒觉得研究历史事实应该跳出阶级立场,还原历史真像,哪怕是推测和猜想,也不应该掺入主观因系,比如鲁迅先生就是榜样,他在《晨凉漫笔》中分析张献忠疯狂杀人的动机时说“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已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有百姓的,他要杀之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

  鲁迅先生一连用了几个杀字,使我想到了广为人知的《七杀碑》,也就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保存在成都少城民众教育陈列馆中的七杀碑已经残缺,字迹无法辨认,但可以肯定的是,碑文并没有“杀”字或者“杀”字残存的笔画,而有“与”“思”“量”三个字的残存笔画,还有一个完整的“自”。

  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了一块与《七杀碑》相似的石碑,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所以,清政府长期禁止人民接触和研究所谓的《七杀碑》,然后编造了《七杀碑》的谎言,目的是为了把造成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归究于张献忠。战争本来就是一部绞肉机,千万老百姓在他的面前化为血水,染红了成功者的顶戴花翎,而失败者就自然要承受杀人的罪孽。以《七杀碑》来证明张献忠屠杀百姓是不可靠的。

  清政府认定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正史对此也多有记载,朝庭委派征剿四川的主帅是李国英,他出于战事所需,他派遣军营中的幕僚刘达到西北购买战马。刘达到达西北购买战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当他兴冲冲地带着一批战马返回四川时,沿途的情景令他惊疑不已。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这是刘达途经家乡四川阆中时的亲眼所见,短短一个月的残酷战事已将他原有的记忆完全颠覆了。

  刘达的这段话写于清初顺治十五年,正是大西政权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特殊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将盆地中的许多城镇夷为平地,原有的居民大半死于战事,侥幸逃生的人都隐藏到荒山僻野和贵州、云南,苟且偷生。

  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不能不谈到张献忠的“新营”。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张献忠在麻城收57千人,别立一军为“新营选勇”,这支新营随张献忠进川。张献忠败后,这些来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 这类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乡人中所占比例甚大。

第三次移民大潮:清初的移民政策

  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

  有人称清代初年四川巡抚在阆中办公,其原因就是由于那时的四川腹地“民无遗类,地尽抛荒”。这种说法也太牵强,据《阆中县志》记载:“顺治九年壬辰,全川未靖,补行辛卯科乡试,围设保宁府。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在保宁,至康熙二年癸卯,始移成都。

  在“官虽设而无民可冶,地已荒而无赋可征”的情况下,因此,满清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在湖北荆州特设“四川湖广总督”,专门办理向川移民事宜。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主管移民的官员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除了武装押运外,还大肆宣传川内地广人稀,去者可任意圈地为界,据为己有。这对于很多无地的农民来说,无疑是具有莫大吸引力的。如康熙十年(1671年)下诏“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并开垦者,准其入籍……应准其子弟一体考试”;康熙五十一年(1772年)“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每丁给农田30亩或旱田50亩,五年内免征税粮。雍正年间下诏“凡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批准入川垦户“每户给银十二两”用作安家费。”

  余万启老人捐献给湖广填四川的家谱中,也明确记载1716年,即康熙55年,其祖辈从广东乳源县搬迁至四川临水县。

  《广安州新志》:“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入川移民以湖广人为主,赣、粤较多,福建较少。据统计福建入川民众仅占移民总数的不及5%。咸丰《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清早期的移民以湖广人士为主,麻城、孝感乡民也成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有资料介绍,“仅清初的几十年间,麻城西迁入川者即达170万。后来又有江西、广东、福建、陕西等地的人加入。《大邑乡土志》:“全资二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又如《合川县志》所载清初麻城籍乡民迁入计17户,仍占同期各地迁入移民数之首。清代的‘湖广填四川’,主要是指麻城人和湖南部分人口”。可见在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对重建四川的贡献不在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前后持续长达百余年。这些移民构成新的一批四川人,现在川内一些相对比较偏僻、传统的地方,不少家庭成员中互相称呼时,至今仍保持着外省老家的叫法,有的地方还保留着祖藉地的风俗习惯。

  康熙51年的时候,绵竹县令陆箕永在《绵州竹枝词十二首》中描绘了清初川内的破败情景和这次移民的规模: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几处青林茅作屋,相离一坝即比邻。富庶的成都平原邻居相离一里之远,贫嵴的垫江五里才找得到近邻也算正常,丝毫没有夸张,在一些偏远的山区,我们可以想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恐怖景象。

  到了清代中期,《成都竹枝词》这样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而《旌阳竹枝词》通过当地方言杂乱的状况,侧面描述了这一史实: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楚歌那得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在四川达州,有清朝道光年间文人王正谊作的一首诗写道: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可见当时的成都附近、旌阳、达州等地处于各地移民杂居的状态,呈现出远超康熙后期的繁荣景象。

  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第二任主办移民填川的“四川湖广总督”因移民垦荒有功,被清廷加封为兵部尚书。我们从嘉庆年间的《四川通志》户口统计,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四川人口净增2516491人,其中约80%是外省移民,即74年中移民总数为201.3万,每年以2.7万人速度移民。清初久经战乱的四川,仅残存不到60万人口,经大规模移民,1812年人口已达2200万,这是湖广填四川数百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四川人口、民族、文化、风俗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都是四川移民的后裔,还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还有罗瑞卿、郭沫若、巴金、张大千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背井离乡、跋山涉水来到四川,开发建设四川,为四川的发展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碑。非常巧合的是,原麻城县孝感乡管辖范围就在现在的革命老区红安县,红安县走出来董必武、李先念主席和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名人民军队将领,被誉为将军县,四川省和红安县都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很多清初迁往四川的移民并不是麻城县,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与前两次相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次迁徒是一次朝庭主导下的政府行为,移民是受政府强制迁徒者居多,二是移民来自全国各地,移民后裔多半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祖藉,比如朱德,他祖藉广东,并没有人云亦云地冒藉麻城县孝感乡。同样,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而据邓垦说,邓小平的祖来自湖北。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老话题:“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我们已经知道并不是湖广一省移民到四川,但所占比例相当大,特别是麻城县孝感乡。

  孝感乡输入人口来自何处?有学者研究认为,“明代湖北鄂东接受了大量移民,其中80%为江西移民。”此外,湖北有民谣唱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麻城县孝感乡是移民中转地,而非输出地,因为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才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实的主要地区。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昕,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咆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第三段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此外,清乾隆《邹氏族谱》、光绪《邓氏宗谱》、宣统《黄安乡土志》及民国《彭氏族谱》等均有始祖自江西等地迁来麻城的记载。

  同治10年版中江《戴氏宗谱·序》:“吾始祖自江西迁楚壤麻城县孝感乡。明初来蜀。”

  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见风俗淳美,山川壮丽,遂采三山而居。”

  泸县民国3年版的《王氏族谱·鼎泰公序》:“原籍汴梁,后携家游至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喜其风土,不二载,奉旨填籍四川,孝感乡人尽搬入四川。”

  从郭氏族谱可以知道,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任鸿芦卿,谪守江西右庐陵。举家从山西汾阳迁往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延福乡,一直到郭子仪第二十六代孙郭弥都世居此地。因当时族繁人广,郭弥都于宋端平元年举家迁往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元末明初,弘治皇帝下诏移民。郭子仪第三十六代孙郭谟格由保甲推举,奉诏于明弘治二年弃湖入川。

  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

  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

  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内江《张氏族谱》载:“大明宣德元年丙午岁,奉旨以江西填实湖广,遂尔奔楚,既居黄州府孝感乡……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广人稀,皇上诏以楚民填实西蜀……”

  说明孝感乡不断有人口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康熙《麻城县志》提供的户口数也可以证明,从1391年至1412年时隔21年,仅增1户而人口减少1629人,说明这一阶段正是移民高峰,人口输出大于输入。至1492年后,人口有缓慢增长,此阶段人口输入(还包括人口自然增长数)大于输出,这足以说明人口的平衡状态。

  不仅在明代,清代也接受了不少江西移民。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的诏书里也可以证实: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

  曹树基先生的《中国移民史》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而实际上他们已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入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四川土著也有冒充移民的情况

  1948年,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写道,“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据张经武查阅《汤氏族谱》发现,艾芜的汤氏家族在1698年入川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表示:“当然要依照族谱的说法。”可见现代四川人由于时间久远,对于数百年前的历史印象模糊,难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这就出现了其他省藉的移民冒充湖广移民,据清末《成都通览》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虽然湖广移民占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毕竟还是少数。

  这个数据大致可以推测到四川全境的移民构成,也就是说,第三次大规模移民的藉贯是比较确切可查考的,无法查考的主要是明末清初之前的余民60万人,这些人里有面土著、有很多麻城移民,也有少数其他地方的移民,这里面就有许多冒藉的情况。在明末清初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之前,一是麻城县移民统统自称来自孝感乡。

  二是湖北省与麻城近临的孝感县冒藉麻城县孝感乡,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这40万人中既有麻城人,也有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误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为“湖北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

  其三,是成化八年孝感乡撤消以后,来自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祖籍孝感乡;

  其四,外地移民和四川土著冒籍麻城移民。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人。也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求自庇”。曹树基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民国〈云阳县志〉所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的例子,然后说:“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实际上就是肯定向氏属冒籍之列。但此论也略显武断,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事实,但他们可以先迁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迁到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说的“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的时间很短既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族后再迁移。”麻诚向氏正是后一种情况。

  在清代实施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中,朝庭对移民的政策是相当优厚的,如插标占田,发放耕牛等,很多土著为了占有良田和获得政府的补助,必然要冒藉移民,而明末清初之前,麻城移民占绝大部份比例,因此冒藉麻城县孝感乡最安全,这只是一种推断,还需要进一步考证。